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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部分姓朱的名人
朱买臣（约公元前174年——前115），吴县（今苏州）人。家贫好学，卖薪自给，其妻弃之另嫁。买臣穷困潦倒，随掌计簿的官吏为卒入长安。遇同乡严助，推荐入朝廷，说《春秋》、《楚辞》，汉武帝甚悦，拜为中大夫。时东越多次反叛，朱买臣向武帝献平定东越策，获得信任，出任会稽太守。约一年后，受诏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人带兵平定东越叛乱，因功征为主爵都尉，列于九卿。元狩元年，受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牵连，被免官。不久复任丞相长史。
朱蒙（东明圣太王）（公元前59年－公元前19年），姓高，讳朱蒙，亦作邹牟、众解、中牟、仲牟、或都慕。他是传说中高句丽的开国国君。约公元前37年，在沸流水（今富河）畔之纥升骨城（今桓仁县五女山城）建高句丽国。
朱儁（？—195年），字公伟，会稽上虞(今属浙江)人，东汉末年和皇甫嵩齐名的名将。朱儁少孤，其母亲曾以贩缯为业，朱儁因孝养母亲而远近闻名，为人好义轻财，乡里都敬重他。后太守徐珪举隽孝廉，再迁除兰陵令，政有异能，为东海相所表，曾任刺史、谏议大夫等职。
朱士行（203—282），三国时高僧，法号八戒，祖居颍川(今禹州市)。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(250)，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，在白马寺设戒坛，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，成为我国历史上汉家沙门第一人。
朱序（？－393年），字次伦，义阳（今河南信阳市）平氏人，东晋重要将领，参加过多场战事并屡建功勋，虽然曾被俘并仕于前秦，但在淝水之战时却协助东晋战胜前秦，及后亦继续在前线为东晋抵抗北方外族政权的侵袭。
朱敬则(635～709)唐朝大臣、史学家。字少连，河南永城人，唐太宗贞观九年(635年)生。他好学，重节义，爱助人。唐高宗时任右补厥。武后称制，广开密告之门，罗织诬陷，诛杀大臣。敬则进谏，武后采纳他的建议，并提升他为正谏大夫兼修国史。
朱世杰（1249年－1314年），字汉卿，号松庭，汉族，燕山（今北京）人氏，元代数学家、教育家，毕生从事数学教育。
明太祖朱元璋（1328年10月21日-1398年6月24日），字国瑞。原名重八，后取名兴宗。濠州钟离人。明朝开国皇帝。
朱之瑜（1600～1682）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。字楚屿，又作鲁屿，号舜水，汉族，浙江余姚人，明末贡生。因在明末和南明曾二次奉诏特征，未就，人称征君。清兵入关后，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。南明亡后，东渡定居日本，在长崎、江户（今东京）授徒讲学，传播儒家思想，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。
朱耷（1626—约1705），明末清初画家，中国画一代宗师。字雪个，号八大山人、个山、驴屋等，汉族，江西南昌人。明宁王朱权后裔。明亡后削发为僧，后改信道教，住南昌青云谱道院。擅书画，花鸟以水墨写意为宗，形象夸张奇特，笔墨凝炼沉毅，风格雄奇隽永。
朱德（1886年－1976），字玉阶，原名朱代珍，曾用名朱建德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中国***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***之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。
朱物华（190201.03-199803.11），电子学家、教育家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。我国电子学科与水声学科奠基人之一。一生重视基础理论教学，重视实验研究，在人才培养和教材编著上，以及某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探索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朱既明，病毒学家，预防医学家，生物制品专家。研究流感病毒近40年，首次提出病毒的结构图像，对流感病毒的理论和应用均有发现和发明；他成功地研制出高度减毒麻疹活疫苗；推动中国病毒学研究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。在中国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个抗生素——青霉素。
姓朱的女明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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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的简介：
朱熹(1130—1202)字元晦，后改仲晦，号晦庵，别号紫阳，祖籍徽州婺源(今江西)，南宋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。
他19 岁进士及第，多次担任地方官职，但每次的时间都不长。他为政期间，申明敕令，惩治*吏，清正有为，但多次遭到排挤，仕途坎坷，很不顺利。朱熹不仅是的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，还是教育家、诗人、闽学派的代表人物，世人尊称其为朱子，赞他是孔孟以来弘扬儒学最杰出的大师。
在理学发展，朱熹是集大成者，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、程颐的理学，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。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“理”，或称“道”、“太极”。“理”先于万物，并决定万物的存在，它是超越天地万物，是永恒的、不生不灭的客观自然的存在，无情意，无造作。在理与气、理与物的关系上，朱熹主张理气统一，他认为理通过气产生了万事万物，是万物的根据和本质。
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(1148)中进士，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，知南康军、提举浙东茶盐公事、知漳州、知潭州、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。平生不喜为官，“仕于外者仅九考(共九年)，立于朝者四十日” (《宋元学案·元晦学案》上)，一生主要的时间(约四十年)在在福建讲学。晚年卷入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，被夺职罢祠，其学被定为“伪学”，其人也被定为“伪学首魁”，直到去世之时“罪名”尚未解除。但朱熹死后不久，“党禁”解弛，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，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“孔门十哲”之一，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。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，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，而且还元播海外，如李朝时期的朝鲜、德川时代的日本，“朱子学”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。
朱熹幼承家学，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，少时又师从属于“洛学”一派的胡宪、刘勉之、刘子 。他早年为学博杂，泛滥词章，出入佛老，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。从二十四岁时，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，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。
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，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的哲学家、经学家。朱熹的学问渊博，于学无所不窥，在先秦诸子、佛道思想、史学文学、天文地理、文字音韵、训诂孝据、典章乐律等许多方面，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。更重要的是，朱熹以继承二程“洛学”为己任，广泛吸收了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。
1、理气论：朱熹认为，宇宙万物都是由“理”和“气”两方面构成的，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，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;在现实世界中，理、气不能分离，但从本原上说，理先于气而存在，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。由理气论引申到理事论，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“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”，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，理虽无形迹，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。朱熹又发挥了程颐关于“理一分殊”的思想，他把“理”之全体称为“太极”，这个太极就是一，是宇宙的本体;就每一事物来看，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(太极)人微言轻自己的本性，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，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。
2、心性论：朱熹曾认真地研究了《中庸》关于“已发”、“未发”的思想，以及二程以来诸儒对此问题的讨论，其观点在四十岁前后有所不同，前期认为“心为已发，性为未发”，这个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响;后期则修正了自己的观点，认为“已发”、“未发”提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，并以“未女”为性，“已发”为情。在心性论方面，朱熹提出了重要的“心统性情”的理论，这是他对张载思想的发展，认为性是心之体，情是心之用，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。对“性”的概念，朱熹又区分了“天命之性”和“气质之性”两个层面，前者指人禀理而生、专以理而言、纯粹至善的性;后者指人禀气而有形的、有清浊偏正善恶的性，这是他对程颐思想的发展。在此基础上，朱熹又提出了“道心”、“人心”的范畴，认为道心即“天理”，恶的人心就是“人欲”。
3、认识论：朱熹发挥了《大学》关于“格物致知”的思想，对“格物”的解释，朱熹认为，一是“即物”即接触事物，二是“穷理”即研究物理，三是“至极”即穷理至其极;对“致知”的解释，朱熹认为是“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” (《大学章句》)，即扩展、充广知识，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。总的说来，朱熹的理论是对程颐“格物穷理”认识论的发展。朱熹为了发挥其思想，提出《大学》篇中缺失对“格物致知”的解释，于是还专门作了《补格物致知传》。与认识论相关的，在知行观上，朱熹提出子“知先行后”的观点，认为知的目的在行，即实地践履，若想践履，必须先知，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，“知行学相须”;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一致，朱熹的知行观主要强调的也是道德的践履问题，而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。
4、功夫论：在修养功夫方面，朱熹主张“主敬涵养”，他不仅发展了程颐“涵养须用敬”的思想，也吸收了程门弟子及他自己的修养体验。朱熹的“主敬”理论突出强调了“未发”，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，仍须保持一种收敛、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，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，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;此外，朱熹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“主敬”，这是贯穿于“未发”和“已发”、知和行的全过程。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，朱熹认为就在于“存天理，去人欲”。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，但另一方面，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的意义。
在经学方面，朱熹有许多著作，如：《易》有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启蒙学》、《蓍卦考误》、《易传》、《古易音训》、《损益象说》、《易答问》、《朱文公易说》等;《书》有《书古经》、《书传缉说》、《书说》、《文公书说》、《书经问答》等;《礼》有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、《仪礼经传图解》、《朱子井田谱》、《礼记辩》、《仪礼经传通解续》、《朱子礼纂》等;《孝经》有《考经刊误》、《考经存异》;《四书》有《四书集注》、《四书或问》、《论孟精义》、《中庸辑略》、《大学集传》、《大学详说》、《大学启蒙》、《论语要义》(两种)、《论语训蒙口义》、《论语详说》、《孟子集解》、《孟子问辨》、《四书音训》等。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，但仅从以上这个书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。在这些著作中，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《四书集注》。自元朝中期后，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，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。朱熹于《四书》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，他早年着力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晚年尤工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辨析毫厘，远在《易本义》和《诗集传》(这两书也为明清科举功令)之上。至于对《大学》分经传、补“格致”，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“宋学”之主观立场，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，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。
朱熹治经，艰苦重汉唐注疏，又不一味推尊，其方法如其在《论语训蒙口义》中所说的：“本之注疏以通训诂，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，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，以发其精微。”自义理之学兴，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，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，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。所以，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，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。正如钱穆指出的：“朱子于经学，虽主以汉唐三注疏为主，亦采北宋诸儒，又采及理学家言，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。其意实欲融贯古今，汇纳群流，采撷英华，酿制新实。些其气魄之伟大，局度之宽宏，在儒学传统中，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。惟两人时代不同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，学术思想之递衍，积愈厚而变益新。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，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。经学与理学相结合，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。”(《朱子新学案》)
朱熹一生著述极丰，是中国历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，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，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。全祖望在《宋元学案》中称他“致广大，尽精微，综罗百代矣”，并非溢美之虚语。朱熹著作中最重要、最有影响的，除《四书集注》外，当推《朱文公文集》、《朱子语类》、《朱子家礼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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